香合最早是从佛前的供器发展而来，那时还只是处于香炉的配件地位。茶道中对香的使用与佛教的因缘很深，不少流传至今的古香合就是从佛器转用而来。今日最高等级的香合，大多是古时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唐物”，这些唐物也多是从印泥盒、药盒等转用作香合的。

　　在茶道程式中，香合可以置于炭斗之中[2]，在茶事最初的炭手前[3]中登上茶席。在省略炭手前的场合，则可与花入、挂轴一起妆点在床（供奉挂轴的小龛）前。

　　香合的材质类型很丰富。在使用风炉点炭的季节（5月～10月），香用的是香木片（例如伽罗、沉香、白檀），香合则选用漆器（包括堆朱、堆黑、螺钿、莳绘、镰仓雕等）、象牙、竹木等质地；在使用地炉点炭的季节（11月～来年4月），香用的是炼香，香合主要选用陶瓷器；此外，尚有贝类、金属、琉璃等质地的香合，两季均可使用。

　　值得一说的是蛤香合。蛤蜊是在中国、日本沿海都随处可见的双壳类软体动物，其贝壳厚而鼓，左右对称，又易于采集，所以自古以来就被用作盛放涂抹类药膏的容器。中国也有用蛤蜊壳装的传统护手药，通常是在乳白色的贝壳上贴着菱形的红纸，独特的包装传递着最简素的美感。言归正传，蛤香合无疑是出现最早的香合类型之一，其中不少当是从药盒转用而来。蛤壳有天然的美丽纹理，用作香合时往往还在壳面内外饰以浮雕、彩绘等。除了天然的海贝外，也有用乐烧或木雕成型的蛤香合，千家历代宗匠都有亲手制作的乐烧蛤香合。

　　香合中最受到珍重的是陶瓷质而塑造成某一种造型的所谓“形物香合”。蜜柑、琉璃雀、瓜、瓢箪（以上为祥瑞青花）、牛、屏风箱（以上为古染付，即明末景德镇民窑青花，主要是天启年间风格）、周茂叔（此件为吴须，也作吴州，即明末清初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民窑瓷器。周茂叔是指宋学的开祖周敦颐）七品被合称为“形物七种香合”。在美术、工艺的制作和流通大为繁荣的江户时代，为了对美术品、工艺品的评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出现了一种借用相扑时排位形式的番付表，即所谓“形物香合番付”。某一香合的介绍文字中时常有诸如“形物香合番付东方前头11段目”之类看似没头没脑的话，其实即自番付表而来。

　　现存的形物香合番付表右上角印有作成日期“安政二年”（1855年）字样，据认为是当时江户、京都、大坂、名古屋、金泽的美术商和鉴赏家会同制成的。表格模仿相扑番付的形式，将唐物香合东西两分[4]，大致是交趾[5]列在东方，染付（景德镇青花）列在西方，青瓷、吴须、祥瑞则穿插于两方。最高的等级为“大关”各一件（东：色绘交趾大龟；西：染付辻堂），其次是“关胁”各一件（东：色绘交趾台牛；西：吴州菊蟹），“小结”各一件（东：总黄交趾桃；西：青瓷桔梗），以下都称为“前头”。东西两方总计收入染付81件、吴须16件、祥瑞18件、交趾63件、青瓷29件、宋胡録2件，几乎收罗了当时所有的唐物陶瓷形物香合品种。这些唐物香合中，在中国原用作文房具、药盒之类的在番付表中排位相对比较高，日本向中国定制的专用香合排位相对比较低，这除了是推崇中国自然风格以外，主要还是前者相对较稀少的缘故。

　　另外，和物香合（日本生产的香合）则被列在中间，充作“行司”（裁判）、“头取”（理事长），行司为茶匠所好的漆器香合三件，头取为评价较高的日本产陶瓷香合七件。其下是“劝进元”（赞助发起人）：吴须台牛香合一件及红毛[6]两件。东方的末尾列有“世话人”（运营），是和物陶瓷器类、唐物漆器类的工艺名称；西方的末尾列有“差添”（替补）两件：南蛮饭碗形和宁波染付向海老。

　　在名称前有的有表示特定条件的小字补注，如在交趾前注“色绘”，表示此件有各色彩绘的胜于单色的；又如东方第四段的“钱龟”，注明是头向后转的，以与东方第二段的头向前的钱龟相区别。

　　此番付表制定的意义在于统一了器物名称，确立了公认的香合评价体系，这两点至今都在发挥着作用。然而，对艺术的自由发展来说，如此的评价体系就太刻板了。上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日本风景观》[7]中论及中国的绘画题材潇湘八景和日本模仿其排定的近江八景时曾说：“潇湘八景原来的设想是抓洞庭湖附近一般景色中的画趣，而近江八景却是在一定场所抓特别的景色，……前者流动性大，有通融余地；后者变为没有通融余地而限定在一处了。这是变中国人趣味为日本人趣味时在任何场合都能遇到的变化。”形物香合番付的本质正是如此，这种文化特质根源于日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它使日本能比较完善地保留文化的形式，却不太注意可能正在丧失文化的精神。内藤先生觉得这种日本人趣味变化很可惜，作为中国人看去，条条块块地规定得细致入微虽然未免可笑，却也算得上是一种日本情趣，大多数人并不希望日本的文化精神模仿得和中国一模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