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时间：天正六年（1578）九月七日～文禄三年（1594）十月二十八日
记主：劝修寺晴丰
卷数：（亲笔原本）京都大学博物馆藏十卷，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四卷

　　劝修寺晴丰（1544～1602）是织丰时代的武家传奏。武家传奏是负责公武间联络调整的职务，该日记中的内容有包括公武交涉中的秘密事项。另外，由于晴丰的亲妹妹晴子是皇太子诚仁亲王妃，日记也是了解朝廷内部事情的重要史料。本来，官位在大臣以上者才可以被称为“公”，参议～大纳言者被称为“卿”，劝修寺家属于“新家”（也叫“名家”，是公家中较低的门第），晴丰的极官（最高官职）只有权大纳言，所以日记本应叫做《晴丰卿记》。但在庆长六年（1601，晴丰死前的一年）正月，晴丰升任从一位、准大臣，后来在庆长十九年又被追赠为内大臣，因此日记也就被称作《晴丰公记》了。

　　《晴丰公记》在宽文十二年（1672）时，因晴丰的四代孙经庆恐其破损，曾加以修复。日记被分成十册，并装上了新的封面，记上一～十的序号。这一序号与京大所藏本的年代顺序一致。而内阁文库所藏本极可能在那时已经从劝修寺家流散出去了。其如何从劝修寺家流到内阁文库的经历不明，在很长时间内甚至连记主也不明，封面上记的是《日日记》、《天正十年夏记》之类。后根据封面上的花押和记载内容，与其他日记相比较，证实这是京大所藏本《晴丰公记》的脱漏部分（岩泽愿彦《本能寺之变拾遗》）。封面题《日日记》、《××年春（夏、秋、冬）记》等，只是当时的记录习惯，总是以这种名称作为其史料名是不恰当的，内阁文库所藏本也理应和京大所藏本一样称作《晴丰公记》。

　　《晴丰公记》是亲笔原本的日记，但当时的日记并不像现在那样在每晚睡前记录。判断出这一点的是天正七年（1579）二月十七日条，在这一日的末尾写着“信长当年始上洛也”，但又被涂抹掉，然后又在第二天即二月十八日条的头上写着同样的句子。显然，只有把好些天的事累积在一起记的日记才会出现这样的毛病。

　　另外，天正十九年（1591）十一月廿八日条与同年十二月四日条，各自被记录了两遍。十一月廿八日条的“晴，大纳言秀次申请也，书出，辨光丰”与“晴，大纳言申请，书出，辨光丰”，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而十二月四日条的“晴，内府申请阵仪也，上卿（脱漏一‘广’字）桥中纳言，奉行中御门，则，今夜拜加也，こせうニ菊亭中纳言一人也”与“天晴，内府申请，阵仪，上卿广桥中纳言，奉行中御门头左中辨（头左中辨：藏人头兼左中辨的简略），则，大纳言拜加也，药院出门也，御礼银子百枚，院五十枚，传奏四人五枚也，局方其也，名承相寻，书付置申候也，五条砂金一枚，大外记一枚”，则内容详尽程度差异颇大。两次重复的日期都是连续记载的，可能是遗忘了上次已经记过那一天的事，因此重又记了一遍。也许后来欲加取舍，但一不小心就直接都装订进来了。

　　当时的日记，是把各种芜杂的信息总记在一起，晴丰的也是如此。至于内容达到如何的详尽程度，则完全取决于记时的情绪，随意性很大。比如《御汤殿上日记》（禁中清凉殿内御汤殿上的女官们的日记，从文明年间一直记到江户末期，是了解禁中日常生活和女性文学的好史料）天正七年一月四日条记载“劝修寺中纳言子阿子丸（注意，‘阿子丸’不是幼名，而是在对童男童女的昵称‘阿子’下接续后缀‘丸’，这里相当于说‘公子’、‘小少爷’）御礼御参”，即晴丰的嫡子光丰（时年五岁）当日参内（参谒内里）。光丰虽然在出生后两个月就被叙任从五位下，但这时却是第一次参内，对于晴丰来说也是件重大事情，但在《晴丰公记》中对此未表一词。这种记录的随意性也使日记中难于解读的部分大量存在。

　　《晴丰公记》中最受注目的，是关于本能寺之变前夕朝廷推任信长为“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的记载。这一记载不见于《御汤殿上日记》，可以说是只见于《晴丰公记》的绝密事项。即天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条的“村井所へ参候、太政大臣か关白か将军か御推任候て、可然候よし被申候、その由申入候”。岩泽愿彦认为这条只是记载了推任的事实，但是发起推任的主体究竟是朝廷还是信长则没有明言。但是后来的研究都是把朝廷作为推任主体展开讨论的。

　　与这种研究动向唱反调的是立花京子（《关于对信长的三职推任》），她认为“被申”“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的是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即受意于信长的村井向朝廷强要三职推任。如果此推任是天皇的发意，应该用“被仰”而不是“被申”，立花的史料解释大致上是妥当的。只是问题可能还出在“被申候”的“被”字上，如果晴丰误多写了“被”字，本来是“申候”的话，就成为晴丰（或者朝廷）的提案了，推任主体反而又成为朝廷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晴丰公记》的语句中，存在应该有“被”字处却没有“被”字，而有“被”字处就解释不通的现象，仅“被”一字的有无就难以断定。

　　值得注意的是“太政大臣或关白或将军”这种模糊暧昧的推任形态。关于这一点，依据天正十年五月四日条中，与敕使（皇太子诚仁亲王）一同访问安土的晴丰的发言“关东打はたされ珍重候间、将军ニなさるへきよし”（大意是奉承信长讨灭关东武田之功，提出应该就任将军），多数认为推任的本命是将军。其中说法认为有晴丰受到信长方的压力而提出应任将军。但此时晴丰的立场不过是敕使妻室的附加者而已，在安土城中受到的待遇也有异于敕使。而且推断那时应该是与敕使对话，诚仁亲王的亲笔书信中就有“いか样の官にも任せられ”（让其任什么样的官位）的言语，正式的推任也就这样模糊。这样看来，并不是信长方期望特定的官职，向朝廷施压，朝廷顶不住压力才推任的。三职推任，不论是信长还是朝廷方面的提案，信长本人应该都还没想好期望的官位。或许，三职推任是村井、晴丰为了庆祝灭亡武田氏而跨出的大胆步骤，结果却被信长说了“不”。

　　这一系列的过程对于探讨信长的政权构想非常重要，但尚没有定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