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出川公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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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良亲王（生殁1308～1335）是後醍醐天皇（生殁1288～1339）的皇子，早年出家，任天台座主，通称大塔宫。元弘之乱後，领导山门（延历寺）势力成为後醍醐天皇倒幕计划中的重要力量。元弘二年（1332）还俗改名护良，在吉野起兵，向各地发出号召讨幕的令旨。幕府灭亡後，担任过征夷大将军、兵部卿。不久在与足利尊氏（生殁1305～1358）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幽禁在镰仓二阶堂谷的东光寺。建武二年（1335）中先代之乱爆发後，被尊氏之弟足利直义谋害。时年约28岁。
可能由于当时战乱疏于记载，抑或是後来有意无意地加以避讳、抹杀，关于护良的记载是相当琐碎不全的，颇有可驰骋想象推理的空间。我们姑且粗线条地把护良亲王的主要事迹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从出生至元弘三年镰仓幕府灭亡止，主要在後醍醐天皇的倒幕体系中担任重要角色。特别是元弘二年（1332）以後，在後醍醐已被流放隐岐的情势下，护良成为将倒幕风潮从畿南蔓延到全国的号召人物；
後期－－从新政府建立起，陷入与足利尊氏（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後醍醐天皇）的政治斗争中，直至失势被杀。
本文的重点将放在护良的後期经历，来探讨一下护良何以从权势的顶峰跌落这一疑点问题。至于护良前期领导倒幕斗争的活动，虽被普遍认为对後醍醐的重祚当谓首功，但是史料对具体过程的记载很少，且有不一。如果细加考据其过程，对于我辈业余爱好者来说未免显得琐碎无益，因此只是从便于全面地了解护良的角度，先作一简单介绍。
●早年经历
护良亲王生于延庆元年（1308），其母是权大纳言北畠师亲之女，通称民部卿三位局的北畠亲子。关于护良的排行，各史料、谱系众说纷纭，有第一皇子说、第二皇子说、第三皇子说，更有系图列之于第四、第五位的。这大概是因为後醍醐的子嗣甚多[1]，而谱系多为後世所作之故。枯燥的考证就此略过，通常认为至少尊良亲王（其母为二条为世之女为子）、世良亲王（早逝，一条实俊之女游义门院所生）的年龄要长于护良。从护良很早就出家，以及嘉历元年（1326）三月，原定为後醍醐天皇皇太子的邦良亲王（大觉寺统後二条天皇的遗子）死去後後醍醐推举尊良亲王为皇太子的事实来看，护良年长于尊良而为第一皇子的可能性很小。
文保二年（1318），虚龄十一岁的护良（那时可能还不叫这个名字）入延历寺梶井门迹大塔修行[2]，从此被通称为大塔宫。嘉历元年剃度，法名尊云，次年十二月就任天台座主。嘉历元年，正是幕府否决後醍醐的提案，指定持明院统的量仁亲王（後来的光严天皇）为皇太子的那一年。後醍醐深恨幕府，加紧了暗中的倒幕活动。天台座主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总领，当时天台宗在日本影响很大，拥有僧兵这样的准军事力量。而大塔宫又有别于其他风雅的皇子，“励于武艺”，这位19岁的天台座主显然是後醍醐赖以对抗幕府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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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帖士1：元弘之乱中的大塔宫 元德三年（1331）四月二十九日，後醍醐与日野俊基、文观、圆观、忠圆等的倒幕计划败露，幕府火速采取行动，斩杀日野俊基，流放文观、圆观、忠圆等。虽然幕府暂时没有就追究天皇责任的问题表态，但是後醍醐领导倒幕活动早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当年八月二十四日[※]，後醍醐乘夜自宫中潜出。後醍醐的目标本来是南都奈良，但是又觉得奈良无险可守，转而遁入大和、山城边界上的险固笠置山。後醍醐所依靠的力量，除了少数地方武士外，主要是尊云法亲王（大塔宫）和尊澄法亲王（尊良亲王的同母弟，也任过天台座主，後还俗名宗良）所领导的僧兵力量。在後醍醐逃往奈良方向的同时，尹大纳言花山院师贤乔装为天皇，前往大塔宫所在的睿山，以吸引六波罗探题的注意，掩护後醍醐的行动。後醍醐曾多次巡幸睿山，在睿山僧徒中颇有号召力，很多僧徒因此加入睿山方面的战斗中。大塔宫领导的僧徒在东坂本一度击退了六波罗方面的首轮攻势，但是在 “天皇”其实只是个替身的秘密被发觉後，僧徒四散，大塔宫、尊澄和师贤等纷纷逃出，与已占据笠置山的後醍醐合兵（《太平记》谓大塔宫直接逃亡大和十津川方向，被认为与史实不合）。 镰仓方面得到情报，一面派出以大佛贞直、金泽贞冬、足利高氏为大将的二十万八千大军围攻笠置山，一面组织安排皇太子量仁亲王正位。九月末，笠置陷落，大塔宫与尊良亲王一起逃往河内楠木正成的居所。但是尊良亲王在途中被捕获，这样，自後醍醐天皇以下，参与倒幕的皇子、公卿、北面武士、法师等主谋者六十人被捕，大塔宫成为极少数漏网之鱼之一。 [※]此前，八月九日刚刚改元为元弘元年。二十四日後醍醐逃离皇宫後，幕府宣布改元无效，继续沿用元德年号。次年（1332）四月二十八日，扶光严天皇正位，再改元正庆。再次年五月，幕府即将灭亡之际，尚在伯耆的後醍醐帝诏令废光严天皇及正庆年号，恢复使用元弘年号，当年为元弘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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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置战役後，後醍醐为首的“御谋叛”骨干分子基本都被幕府捕获。後醍醐被流放隐岐，其余皇子公卿等从犯也都或斩或流。天皇自身的举兵“谋反”彻底失败，侥幸逃亡的大塔宫和坚持在河内赤坂的楠木正成成为兴复“王政”的唯一悬念。
此後大塔宫就潜藏在吉野、十津川、熊野等畿南地区，暗中联络当地土豪，募集私兵，从事地下倒幕活动。畿南地区山林众多，又有大量以商业、运输、艺能等非农业背景发迹，不满于幕府农业中心政策的“恶党”、“海贼”等势力，大有与幕府周旋的空间。期间，身为天台座主的大塔宫蓄发还俗，改名护良，据说就发生在土豪竹原八郎家中。
大约元弘二年起（1332），护良开始对外发出讨幕令旨[3]，召集勤王军力。一开始虽然不甚顺利，比如熊野山、高野山都畏惧幕府的实力，不搭理护良。但是到元弘三年後，护良发出的令旨已遍行全国。除了一开始就有联络的楠木正成，各地响应者渐多，例如远在伊豫的土居通增、得能通纲、忽那重清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过16岁时就成为护良近侍的赤松则祐的联络，使其父――播磨的豪族赤松则村（圆心）也接受了护良的领导。楠木、赤松两支，成为护良的畿内军势的主力。另外，上野的豪族新田义贞，据《太平记》的说法也是在随从幕府围攻楠木正成据守的河内千早城时接下了护良的令旨。
在倒幕的最高领袖――後醍醐天皇被流放隐岐的情形下，护良的令旨实际上起着代行天皇纶旨的重要作用，严重打击了幕府权威，鼓舞了倒幕参与者。然而，事急从权，令旨中的空头许诺，难免有违拗後醍醐本意，不合後醍醐治国构想的地方，成为日後天皇与亲王矛盾的伏笔之一。
幕府视护良和楠木正成如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元弘三年初，幕府发三路大军（人数有五万～三十万说不等）进剿护良、楠木势力，出发前的布告中有如下两条：
◇对于大塔宫，先日只许以计略生擒之，今後也可诛杀之，无论身份如何下贱者也好，贼徒也罢，能逮捕或诛杀大塔宫者将受赐近江国麻生庄。
◇能诛杀楠木正成者将受赐丹後国船井庄，不问身份同前条。
闰二月一日，幕府军以背後迂回战术击破了吉野山藏王堂的大塔宫本阵，护良沿天川逃往高野山，他的替身村上义光则自尽身亡。楠木的三、四处据点包括被视作“楠木本城”的赤坂城也先後陷落。但是“楠木爪城”（侧重于军事作用的陪城）――金刚山千早城却在楠木正成出色的战术指挥下坚守到了幕府灭亡。
●护良与足利高氏的矛盾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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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2：新田氏的地位 《太平记》第七卷中，新田义贞作为幕府的楠木征讨军的一员初出场，被形容为“上野国住人新田小太郎义贞者，八幡太郎义家十七代之後胤，源家嫡流之名家也”。其实，新田与足利虽然是一祖所出，却因其祖新田义重在源赖朝起兵时不但滞留领国，还向平氏通报情况，世代受到镰仓幕府的冷遇，整个镰仓期新田一族得到官位的仅有数人。新田义贞时年三十三岁，与年幼三岁却已任从五位上治部大辅的高氏相比，还不过是一介无官无位的“小太郎”而已。因此《增镜》、《神皇正统记》都视足利千寿王为进攻镰仓的“大将”，而新田义贞是以足利支族身份为其代官。另外，镰仓战役中与新田义贞同格的指挥官还有虽为新田一族，却受足利指派的岩松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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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良将仅剩的星星火种重新燃起大火，此时有个人突然赶来吹上一阵烈风，他就是足利高氏。
足利氏是清和源氏的名门，其祖义康是得与源义朝共同升殿参觐的武士，而义康之子义兼在源赖朝起兵时就加入赖朝阵营，镰仓幕府成立後得到厚遇。足利家在全国各地有三十五处领地，担任上总、三河守护职，与幕府执权北条氏世代联姻，是武士中实力仅次于北条氏的大族。足利高氏元服时，得宗北条高时赐 “高”字为其名，后来又将赤桥守时（最後一任执权）之妹登子嫁给他为妻。在拉拢足利家的同时，北条氏也很忌惮其影响力，在命令高氏上京征讨“叛党”时，要求他留下妻子为人质。高氏一口就答应了。
高氏素有异志，对于日後的行动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打算。他故意放缓行军的速度，却派出密使往伯耆船上山――当时後醍醐已在伯耆豪族名和长年的帮助下逃出隐岐，占据船上山――接受了後醍醐发布的讨幕纶旨。足利氏的本领地足利庄是属于大觉寺统支配的八条院领的一部分，因此名义上後醍醐与高氏是主从关系，很容易就套上了近乎。足利的加入一举改变了讨幕主力多由护良领导的局面。
行动的安排有条不紊，对于各地守护、地头、豪族的策反工作早已展开。高氏本人在近江镜里接下纶旨後，依旧作为幕府军进讨船上山，直至丹波筱村八幡宫才宣布起事，受高氏号召的军力随後逐渐加入。高氏与护良系统的赤松圆心军、後醍醐系统的千种忠显军三路合击京都，一举击破六波罗探题。
高氏进入京都後，抢先占据六波罗府，吸收原探题下的实务官僚和御家人，建成类似“京都奉行所”的机构，把持了京都的领导权。而见风使舵，从各地上京勤王的诸多武士，自然纷纷聚集到这个新统治机构之下，高氏的势力因之一举压倒了护良。《太平记》还说，高氏把六波罗灭亡的消息晓谕还在围攻楠木千早城的幕府大军，很多武士都解围加入了高氏阵营。
类似的事情也在镰仓发生。高氏的嫡子千寿王（日後的室町二代将军）时年仅四岁，本来滞留镰仓作人质的，却在幕府得知高氏反叛的消息前逃亡，五月中旬与举兵讨幕的新田义贞军合流。千寿王刚到的时候兵力很少，大约只有近侍二百骑，新田军是进攻的绝对主力。新田义贞抱着一扫百年冷遇的理想奋战，然而镰仓克复後，绝大多数武士都加入千寿王阵中，令足利军的势力猛然压倒新田军。这固然与其中不少人是受高氏督促而起事有关，也是足利、新田声望差距的明证。甚至当时有足利军要讨伐新田义贞的流言四起，新田义贞无力对抗，只能向千寿王递交了表明自己并无异心的誓书以达成和解。
高氏的行迹显然会引起护良的不满。《太平记》中说，元弘三年五月“官军”攻陷六波罗光复京都的时候，一直追随护良的殿法印[4]的手下在京都趁乱打劫，发掘窖藏，被高氏捕获，将犯事的二十余人斩于六条河原，还竖起木牌，写明“大塔宫的候人[5]殿法印良忠的手下，在各处白昼行强盗之事，故此将其诛杀”。护良忌恨高氏的原因，除了看出高氏对公家治世的威胁，或者感到在殿法印一事上受辱以外，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愤于高氏抢夺了自己的战果。护良在畿南独力与幕府周旋一年多，按《太平记》中护良的自述是：“昼终日卧深山幽谷，石岩敷苔；夜通宵出荒村野里，跣足蹈霜。抚龙须销魂，践虎尾冷胸，几千万矣。”终于等到幕府灭亡，一切努力却都仿佛在为只有“一战之资”的高氏做嫁衣，又怎能不记恨于心？
●将军职之争
元弘三年（1333）六月五日，後醍醐从伯耆回京都复位，当日即准高氏内升殿，授予其镇守府将军之职。十二日，高氏从从五位上连升两级至从四位下，并任左兵卫督，其弟直义任左马头。同时，护良率军盘踞在大和生驹郡的志贵山（信贵山）上，注视着高氏在京都的行动。《太平记》说，後醍醐派敕使前往志贵山，劝护良回京并恢复法体。护良则借机指明高氏的野心：“足利治部大辅高氏仅凭一战之资，却妄图凌驾于万人之上，视天下为己物。现在其势力尚微弱，如果不趁时讨伐他，总有一天养成比逆恶无道的北条高时更盛的威势。”并暗示不愿意重新出家。六月二十三日，後醍醐天皇任命护良为征夷大将军，护良这才下山回京。此前後护良还就任兵部卿，後来常被称为兵部卿亲王。
征夷大将军本是征伐虾夷时的临时职名，自源赖朝以来成为幕府领导的地位象征。获此称号即可创设幕府，是号令诸国武士归附的有力权威。而镇守府将军自十世纪的藤原秀乡以来，也是武士栋梁的称号，特别是在东国武士间很有影响力。彻底否定武家政治的後醍醐，为什么还会发放这样的役职呢？这极有可能是护良、高氏各自要求将军位置的结果。
护良显然希望借助征夷大将军之权威，重新为自己赢得武士统领的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虽然同样反对武家治世，护良的政治构想还是与後醍醐有所不同，这一点在下面还会提到。出身清和源氏名门的高氏，希望出任征夷将军更是自然而然的事。玉座尚未坐定的後醍醐，也许暂时无法对抗这种传统观念的需求，但毕竟不愿意增加高氏的影响力，于是给了高氏低一段的镇守府将军，而後应护良之请授予其征夷大将军职，以绝高氏之望。当然，以上只能是推测。
护良的大将军职在元弘三年九月间就被解任，在职仅三个月不到。其间的过程完全不清楚。可以想见的是，除了後醍醐终究不愿意复苏武家传统，很容易找到一个诸如“废绝武家役职”之类的借口以外，护良的失宠当也是同时伴随的过程。此後的护良除了拥有一个兵部卿的虚衔外，未能担任新政中的任何实务型官职。
●旧领回复令之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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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弘三年（1333）六月十五日，朝廷发布了“旧领回复令”。主要内容即：将本次战乱中被幕府剥夺的领地归还旧主；今後一切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均须经由後醍醐天皇亲自裁夺。
这条法令的初衷是救济元弘元年以来因参与倒幕而被幕府没收领地，或者被幕府方武士夺走领地的人。然而所谓的三年战乱，真正波及全国的只有最後数月而已，在此以前其实只能算是畿内周边，特别是大和、纪伊、河内、和泉等畿南地区的地方战乱。正是护良领导的畿南反幕军在很长时间内与优势的幕府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所以旧领回复令的主要对象可谓就是护良帐下的畿南反幕军将士。
旧领回复令同时强调必须经过後醍醐的纶旨才能生效，显然有出于限制护良滥发令旨的考虑。当时护良帐下的武士，多有凭借护良的指令恢复旧领，甚或假此为名夺取他人领地的。这种行为想必与倒幕斗争时护良的许诺因素有关。後醍醐的这一法令，在满足护良势力的旧领回复要求以外，也希图借此转移护良支配的军事实力为天皇直接支配。此令发布在护良即将入京就任征夷将军的当口，反映了後醍醐与护良之间的微妙关系。
旧领回复令的条文中虽然限定时间范围为元弘之乱以来，但後来实际操作中有被扩大到整个镰仓期的趋势。从此令开始，朝廷陆续出台朝敌所领没收令、误判再审令、寺领没收令等诸多法令。後醍醐的新政在无视武士社会传统的法令、走样的实际操作中走向停滞和混乱。
●小幕府的明争暗斗
元弘三年（1333）八月五日，高氏争取到了武藏守的任命。加上此前得到武藏、上总守护职，武藏一国的军政大权已完全被高氏掌握。同日，高氏舍弃了原为北条高时所赐的“高”字，接受後醍醐名中的“尊”字，改名尊氏。
当月又发布了对北畠显家（时年十六岁）的陆奥守任命案。这表面上是对显家之父亲房的赏功，实质是为北畠亲房拥後醍醐的皇子义良亲王（时年六岁。日後即位为後村上天皇）管辖陆奥、出羽两国，设立以义良为将军，显家为执权的东北拟幕府计划打下的伏笔。据讲述保元至应历年间历史的《保历间记》载，这是护良亲王考虑到东国武士有不少在陆奥、出羽拥有领地，因而倡议此案以对抗足利尊氏在关东的势力。十月二十日计划成行，北畠显家拥领征东将军衔的义良亲王前往陆奥多贺城，成立奥羽将军府。
北畠亲房（生殁1293～1354）是北畠师亲之孙，而护良之母是师亲之女，因此亲房和护良在辈分上是表兄弟，彼此间有合作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同样是公家治世，在对待武家的立场上，护良与後醍醐有分歧，而与亲房较为接近。後醍醐的政治构想很理想化，基本上是出于君主独裁、大义名分等理论基础，不太考虑旧有习惯（在无视传统这一点上，他是不论公家的武家的，要求一律向理想中的中国式君主独裁让步），对于组织武士的具体手段只在旧式律令的国司制度这一层面上考虑。护良则亲历了倒幕战最艰苦的阶段，能够理解尊重武士社会的风气，希望确立公家领导下的公武合体式的政权。他不仅不愿意放弃一手组织起来的畿南武士团，更要召集诸国武士，强化对武士集团的直接领导。前述对于征夷将军的争夺即是表征之一。至于亲房，虽然流露过相当蔑视武家的话，但眼光总体上还比较现实。日後在所著的《神皇正统记》、《职原抄》等书中也并不是一味为後醍醐说话，而是承认武家栋梁的地位，在批判凌上的幕府的同时，并不否认忠顺的将军。此外，作为上级贵族，对于後醍醐在用人上打破公家门阀制度的做法，亲房也颇不以为然[6]。护良与亲房的政见一致，在新政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疏远，这是两者走近，出台奥州赴任案的关键因素。
护良、亲房的联盟以义良、显家这两个少年代理人的形式出现。义良亲王是护良的异腹弟，後醍醐的宠妃阿野廉子所生的第三子。阿野廉子是有心凭借才色干预政务的女人，强化她儿子地位的方案当然乐于接受。就护良当时的失势地位来看，此案甚至很可能是通过廉子的枕边风来实现的。而对于後醍醐来说，确实也无法抗拒此案带来得的诸如削弱尊氏势力、防备在奥羽数量颇巨的北条余党可能出现的反叛、强化地域专制支配之类的诱惑。
护良此案的实现，冀以东北小幕府的权威压制尊氏，控制奥羽乃至关东的武士，同时可令在畿内日显颓势的护良得到来自东北的兵力补充，颇有一石二鸟之意。然而，护良很可能因此放松了对阿野廉子的警惕，以致伏下了日後的祸根。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尊氏对护良的小动作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十月二十日北畠父子启行的半个月後，朝廷又发表了对尊氏之弟足利直义的相模守任命案。十二月，直义奉成良亲王（时年八岁）下镰仓，成立镰仓将军府，管辖关东十国。这是个和护良针锋相对的举动，所选的皇子成良亲王是阿野廉子所生的第二子。廉子利用护良与尊氏之争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地位，而更为老辣的尊氏也利用了廉子的强烈欲望。
奥羽和镰仓的两个小幕府本质上都是旧镰仓幕府的缩微版。形式上的差异只在于，奥羽府的最上层是数名贵族，北畠显家被称为国司，所颁发的文书用的是王朝系样式的国宣；而镰仓府完全是武士把权，足利直义被称为执权，他的相模守是原北条执权世代相袭的官位，所颁发的文书是幕府系样式的御教书。但是关东是武士的主要起源地，关东武士一直抱有这种优越感，位于关东的镰仓府显然更易被接纳。尊氏的地位因之变得愈加稳固，护良的遏制计划变得苍白无力。
●护良的持续失势
在策划小幕府的这一阶段，护良受到持续的挫折：在畿内的声威丧失，和後醍醐日渐疏远，征夷将军被解任……朝廷甚至出台了判定护良过去所发出的令旨无效的布告。新政之前护良“滥发”的那些许诺、没收、授予之类，全部失效。这一布告无疑是对护良势力的沉重打击。纪伊丹生神社的神主灶门恒信，立即据此状告名为庆性房者借护良令旨夺取丹生社的领地和泉国麻生乡。翌建武元年（1334）二月，朝廷判决灶门恒信胜诉，下达了排除侵害的纶旨。
建武的改元是在正月二十九日，数日前的二十三日，十一岁的恒良亲王被册立为太子。恒良是成良、义良的亲兄，即阿野廉子所生三兄弟中的长子。後醍醐宠信阿野廉子，立太子时连诸皇子中年岁最长，出身又好，嘉历元年（1326）一度被推举为皇太子的尊良亲王都被撇在了一边，这大概也是後醍醐所追求的君主独裁的内容之一吧。至于功绩颇高的护良，恐怕只是建立独裁的工具，立为太子是从未想过的事。《太平记》第一卷中说护良“幼年时便已崭露了聪明之资，帝颇有日後以社稷相传之心”，从後醍醐的行为上判断，多半是作者的虚言。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护良是否有争取皇位之心。我想他也许有过这样的想法吧，或者至少他更迷恋世俗的权位，毕竟倒幕战争中树立起来的威信让他看起来离皇位是那么的近。不过护良终究是一个武将资质的皇子，他的心机与後醍醐和尊氏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可能也已经发现和後醍醐、廉子、尊氏这些人一起玩宫廷游戏很危险，但是已经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可以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
阿野廉子心满意足地看着她的三个儿子被配置在新政的三个重心上。出于母性自私的爱，她热切地盼望看到恒良即位的那一天。尊氏有多大的野心她也许并不十分在意，诸皇子中最有权势的护良才是对她最有威胁的存在。九个月後，她和尊氏合演了彻底击败护良的一幕。她不会想到，她的儿子恒良和成良日後都将丧于尊氏手中[7]，而义良却赖于护良的提案而得到北畠氏的保护，最终幸存下来继承了帝位。历史有时就是如此作弄人。
到了建武元年六月，担任播磨守护职已一年的赤松圆心突然被解职，播磨被转授给了新田义贞。廷臣中的硬骨头，中纳言万里小路藤房当着後醍醐的面质问此事说：“圆心一人仅安堵本领一所，召返守护恩补之国[8]，其咎何事哉？”（《太平记》第十三卷）赤松是护良集团中与楠木并列的两大骨干之一，在倒幕最艰苦的时刻坚持作战的功臣。无过被剔除出政权中枢，显然是集团倾轧的牺牲品。不知道後醍醐、尊氏，甚至可能包括新田义贞，在这一幕中各自具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赤松的免职是针对护良的又一个打击，令护良在畿内的领导力进一步削弱，这一点在下文中就能看到。
●暗杀尊氏的计划
建武元年（1334）五月後，护良针对尊氏的主要斗争方式转化为暗杀行动。《梅松论》明确记载了护良方面六月七日的暗杀行动，因为尊氏宅邸周围戒备森严，无果而终。暗杀行动的出现，暗示了以下三个信息：
首先，护良和高氏的斗争已经呈现你死我活的局面，两势力并存的态势即将被打破。其次，护良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乏术，暗杀显示出他对自身现状的急躁不安，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暗杀了一个尊氏，一定会有新的武家领导人出现，无助于护良本人威信的恢复。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护良乏术的直接原因，是他的军势已经严重不足，不能正面与尊氏抗衡，只能策划诸如暗杀的个人行动了。
关于第三点需要稍作论证。护良势力本是以近畿武士为基盘的，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一基盘在一统後不断被削弱。当时护良尚保有其势力核心的纪伊、和泉两个知行国，但是对当地武士还有多大的领导权则很成疑问。到建武元年十月护良在宫中被捕的时候，他的贴身卫兵头目是南部、工藤氏。南部、工藤都是在镰仓时代就定居奥州北部的武士，通过北畠氏的关系才成为护良的亲兵。护良兵力的中核由畿内特别是纪伊、和泉的武士变为奥州的武士，应该就是护良丧失了在畿内的威势所致。
尊氏显然察觉到可能出现的暗杀，除了住宅周围警备森严外，每逢随驾巡幸，都以以保护天皇安全为由，重兵防范。直至九月下旬的几次巡幸（二十一日幸石清水八幡宫，二十三日幸东寺，二十七日幸贺茂神社），都平安无事告终。
《梅松论》说，暗杀是护良、新田义贞、楠木正成、名和长年等人依照後醍醐的意思所为，即後醍醐才是暗杀行动的主谋。不论怎样，暗杀尊氏符合後醍醐和护良两者的利益。至于後醍醐真实的立场，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护良被捕
当年十月，纪伊那贺郡饭盛山爆发了以北条遗族的佐佐木僧正某、汤浅党的六十谷定尚为首的叛乱，护良势力中唯一参与中枢的楠木正成被调去平叛，留下了势单力孤的护良。十月二十二日夜，後醍醐以出席清凉殿的歌会为名召护良参内，随即将其逮捕，拘禁于武者所。《神明镜》、《太平记》都说逮捕护良的是结城亲光、名和长年，这两人的地位相当于後醍醐的亲卫队长。其中结城亲光是出身陆奥国白河庄的武士，其父宗广是奥州小幕府的重镇（最高合议体式评定众八人之一）。而当时护良的亲卫南部、工藤也是奥州的武士。如果《神明镜》、《太平记》之说属实，这也许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护良被捕的罪名是谋反。《太平记》认为“谋反”是尊氏的阴谋，即通过阿野廉子向後醍醐进谗言，谓护良欲窃夺帝位，并出示了护良暗中发往各国的召兵令旨（原意是为了讨伐高氏），後醍醐因此怒而拘捕护良。《保历间记》、《神明镜》也都持类似说法。
《梅松论》则继续坚持後醍醐是护良行动的主谋，只是护良形迹败露，後醍醐迫于尊氏的势力，将罪名归于护良。而逮捕护良的也是尊氏。目前比较主流的推断都倾向《梅松论》的说法，即可能当尊氏展示了“护良谋反”的证据後，後醍醐不敢与尊氏正面对抗，为了表明自己与护良的行动无关，“丢车保帅”般抛弃了护良。後醍醐老于政治斗争，狠下心“丢车保帅”的事不是没有先例的（例如元弘之乱前后对待中原章房、日野俊基之事）。
在随後的清洗中有一堆人头落地。除了护良的亲卫南部、工藤外，还包括侍候亲王的净俊律师（十二月被斩）和四条隆贞。净俊是正中之变中代後醍醐承担了主谋责任的日野资朝的弟弟，隆贞是廷臣中的倒幕骨干四条隆资的儿子，都是元弘之乱时已追随护良，为新政立有大功的人。没有资料显示後醍醐为挽救这些人做过任何努力，既然亲生儿子也被抛弃，这些人更顾不得了。此外，在逮捕护良行动的半个月前，那个敢于直谏的万里小路藤房突然出家失踪，其原因一般认为是对新政失望，若出于大胆揣度，可能也与护良的事件有关。
後醍醐究竟是怎样看待护良的地位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执着于天皇独裁的後醍醐看来，护良也好，尊氏也好，同样拥有强大的军势和威望，都是对皇权有威胁的存在。在授予护良征夷将军的同时又授予尊氏镇守府将军，即希望使双方力量相互制衡。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却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假如後醍醐希望利用两者相互制约，何以每每法令出台，见到的都是削弱护良，却对尊氏妥协呢（例如对尊氏一党的恩赏，基本都满足了其所期望的领地）？在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新政府里，又为何护良一党的北畠、赤松都被调离中枢，而尊氏一党的上杉道勋、高师直、高师泰等，却始终得以参划决断所等重要机关呢？对此，我个人的猜测是：异常看重君权的独立性，而又习惯于想当然地理解问题的後醍醐，也许是感到在自己被流放隐岐期间，护良几乎成了倒幕派实质上的天皇，因此将护良视为比尊氏更危险的存在。後醍醐爱读中国史书，他应当知道楚成王、朱温的结局，既然不愿意传位于护良，自然防之甚深。尊氏、廉子可能也有意识地增加後醍醐的这种错觉。即便後醍醐後来能够意识到护良已无力与尊氏抗衡，也为时已晚，在护良败露後只有抛弃他，後醍醐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另外扶植一个平衡点了。然而无论怎样，护良实是对抗尊氏的最力一端，而後醍醐只是狭隘地关注自身的皇权，视打天下的儿子如工具，又昧于下情，轻信谗言，自毁长城，不仅无情，亦系无谋。最终“草创虽合一天，守文不越三载”（《太平记》第一卷），不亦宜乎？
●护良之死
很快，护良被判处流刑。十一月五日，他被送往镰仓禁锢，置于足利直义的监管之下。这里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即通常流刑都是发往偏远地区，罕见有流放至镰仓这样的中心城市的。事实上，对护良的处罚运用了当时武士社会公认的私斗解决法，即将加害者交给被害者处置。因此，护良虽然是以公刑问罪（谋反罪），却是按私斗法定刑。这无疑是尊氏作用的结果。
护良被幽禁在二阶堂谷岩壁上掘出的一个昏暗土牢内，负责照顾他的只有女官南之御方[9]一人。《梅松论》载，被监禁于二阶堂谷时，有人曾听到护良自言自语说：“恨君上更甚于武家。”
建武二年（1335）七月，中先代之乱爆发，拥护北条高时遗子相模次郎时行的反乱军连战连捷，迫近镰仓。足利直义抵挡不住，弃镰仓西走。因为怕监禁中的护良为北条氏所得而成为後患，就令家臣渊边义博前往二阶堂谷，将护良谋害。《太平记》绘声绘色却未必真实地叙道，性素武勇的护良奋起反抗，却因久坐牢中，足软无力，而被渊边刺杀，死状甚惨；南之御方安葬了护良的遗骸，回京後报告了足利直义擅杀护良的情形，後来成为朝廷讨伐尊氏的理由之一。
有时我不禁会想，护良如何能避免这一悲惨命运呢？上对气度狭小的父皇，下临老奸巨滑的尊氏，以护良的资质看几乎没有保全的可能。前时听台湾的李敖在电视节目中说：“政治人物的最高境界是功成身退。”突然觉得这是给护良的唯一解药。当後醍醐派敕使促护良恢复法体的时候，实际已经表明了他对护良的态度。护良若能不动嗔念，借机退身，示无欲于後醍醐，则可逃脱同时为上下所忌的艰难处境。没有了後醍醐的猜忌，日后或者潇洒于泉林，或者于暗中再图对抗尊氏，不论成败如何，庶几可免东门黄犬之恨。
护良是源义经式的悲剧英雄：同样以卓越的武略为自己的骨肉血亲赴汤蹈火，开创胜利局面；其後又同样被骨肉血亲称为反叛者，走向悲惨结局。背负着如此悲剧命运的人物，不出意外地得到了民间的同情和怀念，护良死後不久就“复活”了。《太平记》作者代护良撰写了一篇被捕後呈後醍醐的自辩状，文末写道：“君不见乎，申生死而晋国乱，扶苏刑而秦世倾。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事起于小，祸皆逮大。乾临何延古不鉴今！”近乎悲愤地表达对“惑于廉子、尊氏的後醍醐”的批判。此外，和义经未死的传说一样，关东也传说渊边义博制造了杀死护良的假象，暗中却放护良逃生。护良在各种传说中“复活”，他被传说美化夸大，比他在世的时候更光彩照人。只是他在历史中的真实地位，却因之变得模糊起来了。
【注】
[1]後醍醐在生育方面也积极向他的偶像醍醐天皇靠拢，据十五世纪初期作成的比较可信的皇室系图《本朝皇胤绍运录》载，後醍醐天皇有子、女各十八人，总计子女三十六人，仅次于醍醐天皇子女三十九人的记录。
[2]入室修行的时间还有元享三年（1323）说。
[3]令旨：原意是指皇太子或三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发布的文书，泛指皇族发布的文书。
[4]殿法印：关白二条良实之孙，良忠。入天台宗山门，得到僧侣的最高位“法印”。“殿”本是对摄政关白的称呼，这里是表明被称呼者是摄政关白家系的一员。
[5]候人：指在门迹寺庙内带妻修行的僧人。
[6]例如，对于同为“後三房”之一的吉田定房于建武元年破格升任准大臣、内大臣一事，亲房在《职原抄》中说：“後醍醐院之御时，前大纳言定房以名家而任之（准大臣），当可谓憾事。”因依照门阀，名家出身的吉田定房最高只能做到大纳言，不可任大臣的。
[7]《太平记》中说，建武四·延元二年（1337）三月恒良亲王于越前金崎城被足利军捕获，次年四月与一直在足利手中的成良亲王一同被毒死。这一描述也许不很确切，因为《师守记》中有关于很可能是成良的“後醍醐院皇子先坊”在康永三·兴国五年（1344）正月六日薨去的记载。但是恒良和成良都陷没于足利氏之手是无疑的。
[8]指在承认赤松原领的播磨国佐用庄的同时，收回了其担任的播磨守护职。
[9]南之御方：从《尊卑分脉》的记载看，是正二位中纳言藤原保藤的女儿。“南之御方”字面上意思是住在亲王家南面屋舍内的女官，《太平记》谓之是“上臈女房”（高级女官）之一。
【主要参考资料】
1、佐藤进一·著《日本の歴史 9 南北朝の動乱》 中央公论社
2、黑田俊雄·著《日本の歴史 8 蒙古襲来》 中央公论社
3、山下宏明校注《太平记》 新潮社
4、《梅松论》 芝兰堂网络资料
5、网络资料：《鎌倉年代記》http://www.asahi-net.or.jp/~hd1t-situ/nendai.html
※《镰仓年代记》是在《北条九代记》（记寿永元年至元弘元年事）基础上，取《吾妻镜》（文永四年）以后部分，再补足至中先代之乱（建武二年）而成。补足部分主要引用《公衡公记》、《勘仲记》、伏见院和花园院宸记、《五代帝王物语》、《梅松论》、《神明镜》、《保历间记》等。本文参考了补足部分。
6、网络资料：《護良親王》http://www4.kcn.ne.jp/~i_v_sky5/index.html（夢跡の里）
7、网络资料：《足利尊氏》、《後醍醐天皇》（此二篇为同一不知名作者，网站已不存）
